开元盛世时不常：唐玄宗如何任贤臣显荣光

上一集：武周是非成败转头空：宗室清洗后为何终归李唐里，李隆基刚在先天之变后清除太平公主一派。自武则天建立武周以来的连环政变终于停下，年轻的玄宗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被争权消耗多年的朝廷重新理顺。

玄宗先把相位交给能做事的人

开元初年，唐玄宗以贞观政治为榜样，急于整顿吏治、恢复秩序。他先后重用姚崇、宋璟，两人的办事风格不同，却都成为这一阶段最关键的宰相。

姚崇曾在武后、睿宗朝任相，熟悉政局起伏。他入相前向玄宗提出十项施政主张，要求减少繁琐礼仪、抑制侥幸进身、整顿官吏和边防。玄宗答应后，开元初年的政令有了较明确的方向。

玄宗也一度以极高礼遇对待姚崇。正因如此，姚崇格外注意不让相权越过皇权；当儿子因交游和受贿问题被弹劾，他很快请退，玄宗也顺势准许。

蝗灾来了，姚崇先组织捕杀

开元三年，河南、河北发生严重蝗灾。有人主张以祈祷消灾，姚崇则要求地方动员捕蝗，并派御史督促各州县。

他担心的不是一时的异象，而是蝗虫继续繁殖后，粮食不足会把百姓推入流离。朝廷最终采取捕杀和督察的办法，灾情得到控制，姚崇也因此被称为“救时宰相”。

这场争论让玄宗看到，朝廷能否应对灾害，取决于是否愿意把决策落实到地方。开元初年的整顿，也正是从这样一件具体的民生危机开始积累信誉。

宋璟守法，却碰上了权贵的利益

姚崇退下后，宋璟入相。史家常把两人并称“姚宋”：姚崇善于因时应变，宋璟更重法度和原则。

地方使者入京，本有汇报政务的职责，后来却常携重礼结交京官。宋璟要求禁止这种风气，直接触动许多人的利益。

他又多次整治私铸的劣质铜钱。恶钱掺铅锡而铸，商人和权贵低价购入后再以同额钱使用，从中获利；禁令一出，受损者便不断向朝廷施压。

宋璟未能长期维持这些整顿，最终被罢相。但开元前期对吏治、官制、赋役和钱币秩序的持续修补，仍为后来的稳定打下了基础。

内政稳住后，边境改用两手准备

武周后期，后突厥在北方复起，契丹等部也时有反复。玄宗没有一味求战，而是用和亲、互市和使节往来缓和局势，同时加强边地军备。

朝廷在东北、西北和河西增设或整顿节度使、军镇和屯田。它们既要守住边境，也要维持通往西域的交通。外交争取时间，军备防止意外，两条线并行，唐朝的外部环境逐渐稳定。

到开元中期，来自西域、中亚和更远地区的使节、商人、僧侣不断进入长安。都城的繁盛并非只靠宫廷消费，它也来自边路相对通畅、城市市场扩大和帝国行政网络的支撑。

长安汇聚人和书

玄宗重视典籍整理和学校教育，开元年间的藏书与著录数量显著增加。各地人才通过学校、考试和举荐进入朝廷，文人、书法家、画家和僧侣也在这一时期留下大量作品。

李白、杜甫、颜真卿、张旭、吴道子和僧一行的活动年代并不完全相同，却都与盛唐文化的展开相连。日本等国持续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入唐，学习制度、典籍与城市营造。

鉴真后来东渡日本，是这一交流延续到天宝年间的结果。他的多次渡海尝试和最终抵达，说明海上往来并不轻松；也说明唐朝的文化影响并不只停留在长安城内。

盛世的另一面已经露出来

开元初年的整顿，使仓储、农业、人口和市场都出现增长，唐朝的声望达到很高的位置。但随着局势稳定，玄宗处理政务的方式也在改变。

他开始更依赖宦官高力士传递和处理宫中事务。高力士在玄宗早年政变中有功，也长期受信任；权力向近侍集中后，想求取升迁的人便多了一条绕开正常官僚程序的路。

玄宗又重用李林甫。李林甫并非毫无行政能力，曾参与律令事务，却更擅长依靠近侍、拉拢权贵和排挤对手巩固相位。后来人称他“口蜜腹剑”，正是针对这种待人和用权的方式。

李林甫与武惠妃联手，使太子李瑛等人被废死；张九龄因反对废太子而离开相位。太子最终改立为李亨，李林甫同太子之间的隔阂也由此埋下。

开元的整顿曾让朝廷走出政变后的混乱，但相权、宦官和边镇的变化并未停下。玄宗身边的新人物很快会把这些变化推向更危险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