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ason 1 · Episode 20 · 22 min read

开元盛世时不常:唐玄宗如何任贤臣显荣光

姚崇请皇帝捕蝗,宋璟禁送礼与恶钱;多年后,朝臣的奏报却开始先经过高力士。

上一集:武周是非成败转头空:宗室清洗后为何终归李唐咱们讲到先天之变后,唐玄宗李隆基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唐皇帝。在他的治理下,唐朝进入全盛时期,因为年号是开元,所以史称开元盛世。

这个局面不是自己长出来的。玄宗继位之初,以太宗的贞观之治为榜样,励精图治、好贤纳谏,其中最突出的两位宰相,就是姚崇和宋璟。

元稹曾在诗里称赞:

姚崇宋璟作相公,劝谏上皇言语切。

燮理阴阳禾黍丰,调和中外无兵戎。

说的是二人劝谏恳切,协助皇帝治理内政、安定内外,后来甚至有人把他们同房玄龄、杜如晦相提并论。

奇怪的是,这两个人在玄宗朝掌政的时间都不长,前后各数年。这又是怎么回事?

姚崇先谈了十个条件

姚崇履历很丰富,在武后、睿宗朝都做过宰相,也熟悉兵部事务。

玄宗想再请他入相,他却没有马上谢恩,而是先提出十项政治主张,请皇帝考虑能不能实行。

他希望宽仁为政,不轻率追求边功,限制宦官干政,让大臣敢于进谏,也要抑制外戚与权贵借恩宠扰乱政务。

这些主张后来被概括为“十事要说”。不是先把官接下来再说,而是先同皇帝讲清楚,准备怎样办事。

玄宗一一答应,姚崇才正式走马上任。皇帝愿意听,大臣也敢提,开元初年的新局面,就从这样的配合中开始。

但政策答应了,真正遇上事情,能不能顶住压力,还得往下看。

蝗虫来了,拜还是不拜

开元初年,山东、河南、河北一带发生严重蝗灾。这里的山东,不能只按今天山东省的范围来理解。

有人认为蝗灾是上天示警,应当修德祈福,不该贸然捕杀。百姓中也有人烧香祭拜,眼看蝗虫吃庄稼,却不敢动手。

姚崇不认这个办法。

他提醒皇帝,过去有的地方就是不肯捕杀,最后庄稼被吃光,闹到饥荒,甚至人相食。眼前飞蝗还在繁殖,河南、河北又没有多少余粮,若今年再收不上来,百姓就得流亡。

就算不能全部消灭,动手捕一些,也比留下来养成灾强。

玄宗采纳他的意见,派御史分道督促州县捕蝗。地方上不愿执行的,还要追究责任。

史书记载,汴州捕得蝗虫十四万石。数字大得惊人,捕杀也终于从御前争论变成各地行动,蝗害逐渐得到控制。

姚崇因此被称为“救时宰相”。皇帝身边不缺会讲道理的人,能把百姓眼前的灾患处理掉,才显出宰相的用处。

礼遇很重,也不能护短

玄宗很倚重姚崇。史书说他每来便殿,皇帝会起身相迎;离开时,又到殿前相送。

还有一段雨天用御轿接姚崇的轶闻,把这种礼遇讲得更热闹:雨下得大,路上泥泞,皇帝干脆让人抬着他来。这样的待遇,自然引人瞩目。

真正出问题的,是姚崇家人及亲信的行为。

他的儿子广交宾客、收受馈赠,招来议论;他信任的赵诲又因受贿获罪,姚崇试图营救,使玄宗不悦。

能替天下办事,不代表自己家里的人就都能守住规矩。姚崇意识到处境变化,多次请求辞去相位,并推荐宋璟接替。

716年,姚崇罢相,但并不是从此回老家、不再被皇帝过问。玄宗仍会向他咨询政事,只是不再让他主持宰相日常工作。

宋璟不肯让送礼变成惯例

接下来入相的宋璟,原来任广州都督。他同姚崇的路数不太一样。

史家说,姚崇善于应变,宋璟善于守法。一个长于处置时局,一个更重原则,两人性情不同,却都在帮助玄宗把朝廷理顺。

唐朝地方上定期派朝集使入京,汇报工作。人来了,不好意思空着手,好歹拎点东西;拎着拎着,礼越来越重,进京述职就变成了结交权贵的机会。

有的人送完礼回去,官也跟着升了。

宋璟眼里不揉沙子,向玄宗提出制止这种风气。皇帝同意,让这些人按规定回去,不能借着入京长期逗留、四处请托。

这一下,靠地方馈赠得好处的人当然不痛快。可在宋璟看来,汇报工作是汇报工作,送礼换官是另一回事,不能搅在一起。

恶钱为什么难禁

比送礼更难办的,是恶钱。

铜钱里面掺入太多铅锡,或者做得轻薄,便成了质量低劣的钱。私铸者省了成本,买入恶钱的人也能低价拿到,再设法按较高的名义价值花出去。

权贵与富商未必亲自开炉铸钱,但同样可能从中获利。因此整治恶钱,触动的就不只是几个私铸者。

市面上如果好钱、坏钱都能按同样数量使用,谁还愿意先把含铜较足、分量较重的好钱花掉?好钱被藏起来,坏钱到处流通,便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。不过这也有交易和比价的条件,并不是任何时候都“永远如此”。

宋璟任内多次推动整治恶钱,要把不合标准的钱退出流通。

难处也在这里:坏钱早已经到了普通百姓手中。突然不许用,商贩不肯收,拿着钱的人又买不到东西,市场便跟着乱了。

朝廷不得不讨论收兑和投放官钱等办法,让交易还能进行。既要治私铸,又不能让百姓手中钱一下全变废物,这比下一道禁令复杂得多。

权贵的反对、市场受到的冲击、执行中的问题,都给改革造成压力。派往地方的官员办事严急,也引来大量怨言。720年,宋璟被罢相,钱禁随之放宽,恶钱又流通起来。

仓里有粮,路上有商旅

姚、宋在相位上各只有数年,但他们对玄宗和开元政治的影响很深。

整顿吏治、革除弊政、修订律法、劝农生产,并不是两个人离开相位就全部停下。此后经济继续发展,仓储充实,物价相对平稳,户口也逐渐增长。

杜甫在《忆昔》中回望开元全盛,写过这样的景象:

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犹藏万家室。

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。

九州道路无豺虎,远行不劳吉日出。

齐纨鲁缟车班班,男耕女桑不相失。

城邑繁盛,公私仓中有粮,商车载着丝织品往来,男耕女桑各有生计。这是诗人对盛世的回忆,带着追怀,却也让人看见那个时代何以值得怀念。

有这样的经济基础,唐朝对外的影响力也走到了很高的位置。

和亲、互市之外,还要有兵

武周时期,后突厥在北方复起,奚、契丹在东北活动,边疆并不一直太平。

玄宗继位后,听取姚、宋等人的意见,尝试缓和关系,不轻易挑起边衅。但这不是直接认怂,只靠别人肯不肯讲和。

他将宗室女子封为公主,分别与奚、契丹首领联姻,又以互市和突厥保持经济往来,尽可能减少战争、争取安定的外部环境。

另一边,边地的军队、屯田、军镇也没有放松。说白了,是胡萝卜与大棒都准备着,谈得拢就谈,需要守的地方还得有人守。

从东北到西北,节度使的设置逐步展开,后来形成九个节度使与岭南五府经略使并立的格局,并不是玄宗刚登基就一天设齐。

西域的安西军镇、河西与陇右的防务,关系到唐朝和中亚之间的交通。使者、商人、僧侣要能往来,沿途就不能只靠一句天下太平。

长安为什么有那么多外国人

唐朝国力强、道路通,来朝使者和商旅也多。《唐六典》列举的相关方国有七十余个,包括当时不同的政权、地区与部落。

长安尤其热闹。各地使节来朝见,商人来做生意,僧侣来求法,学生来学习制度与典籍。

鸿胪寺负责相关宾客、朝会事务,国子监等机构接收外国学生。这些不是玄宗为了盛世临时新设的部门,而是在既有制度中承担交流事务。

当时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、留学生、留学僧。他们回国后受到重用,唐朝的制度、文学、建筑,对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。

京都等城市的营建受长安、洛阳布局启发,日文书写也同汉字有密切联系;这并不等于城市完全照搬,或者日本文字只需把汉字换个样子就造出来了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便有了鉴真东渡。

五次没成,第六次还去

天宝元年,也就是742年,日本留学僧来到扬州,请大明寺高僧鉴真赴日传法。

鉴真答应了。弟子担心海路危险,他却认为既然是传法之事,不能只顾惜生命。

当时出海不像买张船票就能走,官府限制、航海条件、风浪和疾病,都可能让计划失败。

鉴真先后五次筹划或尝试东渡,都未能成功。这不等于五次都已经乘船横渡大海,有的准备就在出发前受到阻挠。其间他还失去了视力,却仍没有放弃。

天宝十二载,也就是753年,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,鉴真抵达日本。

他在当地传授戒律,也传播医药知识,后来主持营建唐招提寺,成为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。

这么看,鉴真大师也算赶上了时候:753年东渡成功,两年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。他在海那边传法,身后的大唐,却再不是从前那番太平景象。

不只是使者来,也有书留下

唐朝影响力的另一面,是文化教育。

玄宗重视典籍整理,史书有“藏书之盛,莫盛于开元”的说法,著录书籍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,唐人所撰书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。

李白、杜甫、颜真卿、张旭、吴道子,以及僧一行,都与盛唐的文化、学术活动相联系。

诗人、书法家、画家各有成就,一行还参与天文仪器研制和《大衍历》编修,共同构成了人们后来熟悉的大唐气象。

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外交,处处都有耀眼的光。但光越亮,也越容易让人忽略下面已经露出的裂缝。

玄宗觉得,可以歇一歇了

均田制、府兵制逐渐受到破坏,边将权力也在增长。更要紧的变化,却出在玄宗本人。

年轻时,他肯听直言,愿意整顿朝政。随着天下富庶、局势安定,享受渐多,处理政务也渐渐不如从前用心,越来越喜欢顺耳的话。

要是玄宗的人生停在开元盛世,后人看到的,大概更像一位始终励精图治的明君。可他活得长,早年的功绩、后来的失误,全摆在了史书里,想只留一个英明的背影也不成了。

宫里,他越来越依靠高力士;朝中,越来越倚重李林甫。

高力士先看奏章

高力士原名冯元一,幼年入宫,后来被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,改了姓。

先天之变时,他参与玄宗一方的行动,此后逐渐成为皇帝最信任的近侍,掌管内宫事务。

四方进奏的文书,往往先到高力士手中,再呈给玄宗;一些小事,也由他处理。

玄宗说,有高力士在前面应承,自己在后面歇着才安稳。一个皇帝用得顺手、又长期忠于自己的人,自然很容易被依赖。

但对皇帝忠心,不等于这种安排对朝廷没有弊端。

后来太子李亨称高力士为二兄,诸王公主称阿翁,驸马等人也极其尊敬他。想往上走的人一看,路又多了一条:把这位皇帝身边的人巴结好,说不定比按正常程序还管用。

李林甫不是不会办事

李林甫是宗室远支,曾祖父是李渊的堂弟。他虽有出身,最初也只做小官,后来借亲族关系和历次升迁,逐渐接近中枢。

他做过太子谕德、国子司业,开元十四年升御史中丞,后来历任刑部、吏部侍郎。

客观说,能走到这一步,不能把他当成什么都不懂的人。史籍也记载他能处理行政事务,参与制度、法令修订。

可他的本事,更多被用在维护权位上。

为了摸准玄宗心意,他结交宦官近侍;为了压住不同意见,他威胁谏官;对于可能威胁自己的人,又处处设法排挤。

当面可以说得很好听,转过头就布置手段,让对方一步步掉进去。后来人说他“口蜜腹剑”,讲的正是这种样子。

张九龄不肯拿太子换相位

武惠妃是武氏亲族,开元年间深受玄宗宠爱。她想让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成为太子。

可储位上已经有了李瑛。皇后没有儿子,李瑛作为玄宗的次子,早已立为太子,不能因为后宫宠爱变了,就当这个位置不存在。

武惠妃借李瑛与兄弟的怨言指控他们,玄宗有意废太子。宰相张九龄出来反对,指出太子是国本,不可轻易动摇,事情一度停了下来。

武惠妃又派人拉拢张九龄,意思是有废就有立,宰相若愿意帮助自己,将来相位可以坐得更稳。

张九龄拒绝了。太子不能随便换,宰相也不能拿这件事作交易。

李林甫却转而向武惠妃表态,愿意保护寿王。734年他已进入宰相班子;736年张九龄罢相后,反对废储的重要阻力便少了。

一天里失去了三个儿子

737年,武惠妃又使人指控太子李瑛与两位兄弟图谋作乱。玄宗大怒,召李林甫询问。

李林甫却把话推了回来:这是陛下的家事,臣不宜参与。皇帝问到了宰相面前,他没有替三人说一句劝阻的话。

结果,太子李瑛、鄂王李瑶、光王李琚被废,随后遭赐死。储位之争,竟以三个成年皇子的死亡收场。

武惠妃眼看替儿子扫除了障碍,可同年冬天,她自己也病死了。

李林甫仍想立寿王李瑁,玄宗却转而中意忠王李玙,认为他仁孝,又较为年长。高力士也支持按长幼次序考虑。

738年,忠王被立为太子,后来改名李亨。武惠妃的儿子,没有得到母亲拼力谋求的储位。

李林甫原先支持寿王,在新太子这件事上没有功劳,又担心李亨将来报复。可他不便直接对储位下手,便围绕太子的亲属、往来人物制造案件,东宫此后多年都活在压力里。

李林甫排挤了一个又一个对手,后来却遇上杨国忠。这个人掀起的风浪,还不只在相位之争,甚至会牵到唐朝与南诏的战争。

杨国忠是谁,怎么能接近玄宗?南诏又在什么地方,为何会同唐朝开战?下一集:宠贵妃登宰辅:唐玄宗两征南诏为何皆败北,咱们接着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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