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之治：唐太宗君臣如何集良策推改革

上一集，咱们说到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，杀掉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，几个月后登基为帝，就是后世非常熟悉的唐太宗。

他二十八岁即位，649年去世，在位二十多年，只用了“贞观”这一个年号。

打天下，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本事。坐上皇位以后，天下又该怎么治呢？

节俭的皇帝，也有让人无语的时候

唐太宗从小受到儒家学说的教育，登基初年很注意谦虚、节俭。能把节俭真正落到自己身上，对皇帝来说可不容易。

隋炀帝杨广的教训就在眼前。唐太宗对开建大型工程非常谨慎，尽量减轻百姓的徭役和赋税。

他对大臣讲，国君依附于国家，国家依附于百姓。如果压榨百姓来满足君主的欲望，就相当于割自己身上的肉充饥。眼下好像吃饱了，身子却给吃坏了。

不过，他有些做法，也确实让人无语。

贞观五年，朝廷修葺洛阳宫，负责的官员又是凿池，又是筑山，弄得十分华丽。唐太宗嫌太奢侈，下令毁掉这些华丽的营造，还罢免了主管官员。

修的时候花钱，拆的时候也得花力气。咱们说，这一来一去，到底是节俭，还是又浪费了一遍？

人无完人，唐太宗还有一个很在意的东西，就是自己的身后名。

他关心史官怎样记载自己，尤其关心玄武门之变和唐朝创业的经过。胜者对历史书写的影响，也让李渊、李建成等人的功过更难辨认。不过，这不等于今天看到的每一段记载，都能直接判作他改过的。

活蝗虫，他真往嘴里咽

还有一回，关中发生蝗灾，连皇宫苑中也有蝗虫。

《贞观政要》记载，唐太宗到苑中察看庄稼，捉了几只蝗虫，对着它们说，百姓靠粮食活命，你们把粮食吃了，就是在害百姓。

百姓若有什么过错，责任在我这个皇帝。有本事，就冲我来，不要再伤百姓。

说完，他就要把蝗虫吞下去。

身边的人吓坏了，赶紧劝，说这东西吃了恐怕要得病。唐太宗却表示，若能把灾害转到自己身上，怎么会因为怕生病就躲开？随后，还是把蝗虫吞了。

没油没盐，活蹦乱跳的东西往嘴里咽，听着都不容易。

你可以说这是做样子，可真换自己来，咱们先别急着答应。漂亮话好说，这一口可不是谁都下得去的。

祥瑞再多，也不能当饭吃

唐太宗治国，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，就是务实。

刚继位不久，各地官员按照惯例上报祥瑞，多少也有拍皇帝马屁的意思。比如哪儿出了五条腿的牛，哪儿有了特别的天象，都能往好兆头上解释。

唐太宗不太吃这一套。

国家安危在于人事，吉凶与政事相连。皇帝要是昏庸无道，祥瑞再多，百姓还是受苦；皇帝若能把国家治理好，即使出现灾异，也不能因此就断言国家要完。

还有一回，朝廷给太子安排加冠礼，原本选在二月，农事正忙。礼官又说，二月吉利，别的月份不如它。

唐太宗却认为，办典礼要动用人力，不能耽误百姓种田。于是把冠礼改到十月。

日子再吉利，也得先让百姓把庄稼种上。这种态度，也体现在他治理国家的许多举措里。

皇位要稳，靠分封行不行

当然，唐太宗最关心的，还是皇位能不能稳固。

东汉以后，几百年间王朝更替频繁。贞观初年，大臣们讨论办法，经验丰富的老臣萧瑀提出，可以恢复周朝那样的分封制，让宗室分守各地。

李百药、魏征等人提出反对意见，主要有两个理由。

第一，周朝后期王室衰微、诸侯强大，已经暴露了分封的危险，怎么能只看周朝延续得久，不看后来的麻烦？

第二，诸侯王不能全封到偏远地方，总得给他们中原这些好地区。可好地方分出去了，中央财政收入就要减少。朝廷拿什么维持官僚队伍，又拿什么控制边远地区呢？

关于分封、世袭的讨论，几乎贯穿整个贞观朝，并非开一次会就永远定了下来。唐朝最终也没有照搬周朝的那套诸侯格局，日常治理仍以中央官僚和州县体系为主。

不过，咱们站在后面看，当时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：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。

五姓七望，皇帝也不能装作看不见

这些世家大族分布在山东、河北、河南等地，在地方社会、婚姻和仕途上都有很强的影响。

隋唐统治集团的重要基础是关陇贵族。皇帝虽然坐在长安，中原旧门第却不见得就愿意在家世声望上低头。

这就有点像旧贵族看“暴发户”：你如今有权势，不等于我就认你的门第。关陇贵族自己当然也有家世，可双方互相较量的那股劲儿，确实不能忽略。

当时很有名的“五姓七望”，说的是博陵崔氏、清河崔氏、太原王氏、范阳卢氏、荥阳郑氏、赵郡李氏、陇西李氏。

崔、李两姓各有两处郡望，加上卢、郑、王三姓，合起来就是五姓七望。

唐朝皇室也自称出于陇西李氏，但不能因此就把皇室同七望中的具体房支简单画成等号。这些旧望族的声望，也并不完全由当朝官位决定。

唐太宗要提高朝廷的权威，就得想办法改变这种只认旧门第的风气。

这本唐朝的“百家姓”，得重新排

唐太宗命官员整理各地士族的姓氏和谱系，编成一部书。咱们不妨把它想成一份唐朝的“百家姓”，不过，它不只是列姓氏，还要给家族分等级。

负责的人来自不同地区的士族。书稿编好呈上来，崔氏仍然排在最前面。

唐太宗一看，很不满意。

新朝已经建立，怎么评来评去，还是旧门第说了算？他要求重新评定，不能只抱着祖先的名望不放，还得看当朝的官爵和地位。

后来编成的《贞观氏族志》，分出九个等级，皇族居首，后族次之，崔氏被降到第三等。

这就不只是一部家谱了。朝廷借着修书，把自己的政治秩序摆到旧门第前面。至于社会上认不认、婚姻往来改不改，那又不是一本书公布以后，就能立刻办成的事。

另一项做法，是继续完善隋朝留下的科举制度。

从较低的社会层级选拔人才，可以逐渐减弱大族对官僚队伍的把持。唐太宗重视考试，也扩充长安的官学，让下级官员和平民子弟有更多求学机会。当然，入学、应试仍有身份等限制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毫无门槛地进去。

这时科举的规模还不大，带来的改变也没有后来那么明显。它真正发挥更大作用，还得往后看。

官多，不一定就能把事办好

历史留下的麻烦，不只有世家大族，还有地方行政。

李渊建国时，要安置功臣，也要应付各地归附，新设了不少州县。到唐太宗即位，地方机构已经相当臃肿，州的数量尤其偏多。

官设得多，养官就得花钱，事情却不一定办得更好。

唐太宗刚继位，就着手削减中央官员。他强调，重要的是官员的质量，不是数量。地方上则合并州县，缩减官僚队伍，同时整治贪官污吏。

此外，还有修订法典、调整兵制、在各地建粮仓，以备灾年。

这些事不像一场大战那么热闹，却都是百姓日子能不能过稳、国家能不能运转的基础。

凌烟阁里，先看看长孙无忌

贞观之治，当然不能只靠皇帝一个人。唐太宗手下，还有一批治世能臣。

长安太极宫里有一座凌烟阁。到执政后期，唐太宗命画家阎立本绘制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，放在阁中。画像按接近真人的大小绘制，面北而立，让皇帝能够追念一同打天下、治天下的人。

二十四功臣中，列在第一位的，是长孙无忌。

他是长孙皇后的哥哥，也就是唐太宗的大舅子，出身北朝以来的长孙氏家族。祖父在北周任职，父亲在隋朝做官，是典型的关陇贵族背景。

长孙无忌与李世民年轻时就相熟，后来追随征战，参与谋划玄武门之变，事变当天也在现场。

李世民当上皇帝后，长孙无忌位高权重，又是至亲。太宗对他礼遇很重，常让他出入内寝。这种特殊待遇难免招来议论，太宗却仍很信任他。

他的地位，既有能力和功劳的因素，也有亲属关系的因素。只看到“大舅子”，会漏掉他实际参与的那些事；完全不看这层关系，也说不通。

房谋杜断，不只是四个字

另外两位少不了的人，是房玄龄和杜如晦。

房玄龄的父祖也做过官，不过，不像杜如晦那样，背后是京兆杜氏这样的著名门第。他十八岁由本州举进士，做过地方官。李渊起兵、李世民率军入关时，他前往投效，成为秦王身边最重要的谋士之一。

杜如晦出身京兆杜氏。说起这个家族，西晋灭吴时的重要将领杜预，也是其中的著名人物。

杜如晦加入秦王府后很受重视，在秦王文学馆十八学士的画像中，列在首位，赞语写道：

建平文雅，休有烈光。怀忠履义，身立名扬。

房玄龄善于谋划，杜如晦善于决断，于是有了后来常说的“房谋杜断”。一个拿主意，一个抓住关键作决定，这两种本事配到一起，才能把事情往前推。

李建成、李元吉也知道他们的重要，争储时设法让两人离开秦王府。李世民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，又专门把他们召回来商议。

所以说，唐太宗这张皇帝椅子能坐上去，少不了这两位。

从王府谋士，到朝廷宰相

唐太宗登基后，房玄龄负责起草诏令。他的文字功底很好，据记载，诏书往往在草稿阶段就写得很妥当。

贞观三年，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，杜如晦任尚书右仆射，共同主持尚书省工作。

李世民做秦王时，曾经担任尚书令。到他当皇帝，尚书令便不轻易授人，左右仆射实际上承担起尚书省长官的职责。

选拔实干人才，制定行政制度，把皇帝的想法变成各部门能执行的政令，都得靠他们。

可惜，杜如晦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一年左右，就因病去世。房玄龄则继续长年主持政务，是贞观朝任职最久的重要宰相之一。

房玄龄还有一项功绩，是主持《晋书》的编修。

放在别人身上，单这一件事，就够说一辈子了。放在房玄龄身上，倒像是处理一大堆军国事务时，还捎带手办了这么一件大事。

这里也顺便说一句：唐朝编修前代史书，确实下了很大功夫。

二十四史里的《晋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隋书》《南史》《北史》，这八部都成书于唐代。前六部主要由朝廷组织，南北二史则有李氏父子长期撰述的基础。

官修史书并不是到唐朝才第一次出现，不过，唐朝把修史更有系统地纳入了朝廷工作。前面几百年王朝纷争留下的历史，也由此得到一番集中整理。

魏征的故事，为什么格外好记

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，是实实在在主持政务的政治家。唐太宗身边还有一批谏臣，专门指出朝政得失、皇帝过错。

最著名的，当然是魏征。

魏征的故事为什么流传那么广？因为精彩。皇帝一句话，大臣敢当面顶回去，读者看着也觉得痛快，自然容易记住。

相比之下，整顿机构、处理公文、安排人事，就没那么多好讲的热闹场面。可不能因为故事少，就把房玄龄他们实际做的事情看轻了。

魏征也赶上了唐太宗比较愿意听劝的时候。皇帝初登基，隋亡的教训还很深，也愿意让臣下指出问题。

到了执政后期，情况渐渐变了。

褚遂良后来也承担进谏的职责，并参与辅导太子李治。他反对的一些对外用兵，唐太宗并没有听从，该出兵还是出兵。

不过，太宗仍知道褚遂良有治国才能。临终托孤时，交付重任的大臣，就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。

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

贞观朝还有一批能独当一面的将领，李靖、李勣就是代表。

打天下时，他们能够统兵作战；坐下来治理国家，也能担任宰相，处理朝政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出将入相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。

唐初统治集团延续了关陇贵族重武功、重实务的风气，文武之间也不像后来想象中那样分得泾渭分明。

唐太宗自己尤其如此。打仗，他是一把好手；治国，也不是只会把事情交给别人。

在君臣共同努力下，社会逐渐从隋末战乱中恢复，生产、财政和国家力量都在向前走。

可日子好起来，皇帝也渐渐有些志得意满。

儿子打猎挨批，皇帝也被问住了

李渊很喜欢狩猎。天子出猎，除了娱乐，也带有习武、演练的意味，可一旦规模大了，难免劳民伤财。

唐太宗刚继位时较为克制，后来出猎逐渐频繁，大臣们也不断进谏。

有一次，吴王李恪经常外出打猎，损害百姓利益，被侍御史柳范弹劾。朝廷处罚了李恪，削减他的封户。

唐太宗又把火发到了吴王长史权万纪身上，责怪他辅导皇子却不能匡正过失，甚至说他罪该处死。

柳范在旁边听着，反问道：房玄龄侍奉陛下，尚且不能劝陛下停止打猎，怎么能只怪权万纪呢？

这一下，儿子的事，问回皇帝自己身上了。

记载里的唐太宗并不是立即笑着认错，而是大怒，拂袖入内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单独召见柳范，问他为什么当面顶撞自己。

柳范回答，正因为陛下仁明，臣才不敢不尽忠直之言。唐太宗这才转怒为悦，没有继续追究权万纪。

你看，这个时候，他虽然先发了火，最后还愿意听进去。可到了后期，他对自己的文治武功越来越满意，身边奉承的话也越来越多，听批评就更不容易了。

房玄龄临终前，还在为皇帝身边缺少敢于直谏的人担忧。

天下治好了，目光转向哪里

唐太宗后期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可这并不能抹掉贞观朝的治理成绩。

唐朝并非凭空起家，而是在隋朝留下的制度和基础上继续建设。经过多年休养生息，国家逐渐稳定，贞观之治也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治世。

国内的事情讲到这里，咱们还得把目光转向境外。贞观年间，唐太宗又是怎样对外开边的呢？

下一集：西北边患终平定：唐太宗如何灭突厥亲吐蕃，接着说。